樂善好施 ( lè shàn hào shī ) 解 釋 樂:好,喜歡。
喜歡做善事和施舍,指樂于行善,喜歡施舍。 出 處 西漢·司馬遷《史記·樂書論》:“聞征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用 法 聯(lián)合式;謂語、定語;用于贊揚心地善良的人 示 例 歐陽山《三家巷》:“陳君既然~,我自然也當仁不讓。” 宋湜懿文多識,名動人主,至與李沅同命。
雖去沅遠甚,然~,士類歸之,亦可尚也。 ~《宋史·陳彭年傳論》 使人樂善好施,恭孝以修仁,則心和而神全也。
——宋· 張君房《云笈七簽》 近義詞 助人為樂、舍生取義 反義詞 下井投石、打家劫舍 【語法】:聯(lián)合式;謂語、定語;用于贊揚心地善良的人 英文to be happy in doing good 詞性:褒義詞 造句:他是一個樂善好施的人,大伙都喜歡他。
古琴,又稱瑤琴、玉琴,俗稱古琴,一種七弦無品的古老的撥弦樂器。琴,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概括與代表著古老神秘的東方思想。
古琴,在古代稱作“琴”,還有“綠綺”、“絲桐”等別稱。雖說“伏羲制琴”、”神農制琴”、“舜作五弦琴”的傳說不可信,但它的歷史確實是相當悠久了。琴最早見之于典籍的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詩經·周南·關雎》中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詩經·小雅·鹿鳴》中的“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都反映了琴和人民生活的密切聯(lián)系。可見,三千多年前,琴已經流行。后來,由于孔于的提倡,文人中彈琴的風氣很盛,并逐漸形成古代文人必備“琴、棋、書、畫”修養(yǎng)的傳統(tǒng)。孔子在提倡琴樂之初就教導說君子樂不去身,君子和琴比德,唯君子能樂。操琴通樂是君子修養(yǎng)的最高層次,人與樂合一共同顯現出一種平和敦厚的風范。在孔子的時代,琴樂還不僅僅是后世的君子個人的修身之樂,更是容納天地教化百姓的圣樂。于琴樂之中,孔子聽到了文王圣德之聲,師曠聽出了商紂亡國之音。古人相信天地的氣象就蘊涵在其中,人們膜拜它,賦予它關于道德的信仰。作為“正音”,琴樂寄寓了中國千年的正統(tǒng)思想和文化。古琴伴隨著人民生活,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動人的故事:伯牙彈琴遇知音;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借助琴來表達愛慕之心;嵇康面臨死亡,還操琴一曲《廣陵散》;諸葛亮巧設空城計,沉著、悠閑的琴音,智退司馬懿雄兵十萬;以及陶淵明彈無弦琴的故事等,都為千古傳頌。“高山流水”、“焚琴煮鶴”、“對牛彈琴”等婦孺皆知的成語都出自和琴有關的典故。
元后傳(選自《漢書》)
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于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后,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于禮當奉籓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于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
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乃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fā),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于定陶王,建遣之國,茍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jié)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于禮不宜配御至尊,托以為宜子,內之后宮,茍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蕩腸正世,況于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余,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
章曰自鳳之白罷商后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于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瑯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余。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人,明圣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
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長樂衛(wèi)尉弘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余以來,所苦加侵,日日益甚,不勝大愿,愿乞骸骨,歸自治養(yǎng),冀賴陛下神靈,未埋發(fā)齒,期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置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進退于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
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向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于亟廖,稱朕意焉。”于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中國古代的史官制度,也是對皇權的一種制約力量。
《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說的是史書對大臣的制約作用;而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則進一步引董仲舒的話說,《春秋》還是“貶天子”的著作,說明史書對國君同樣是有制約作用的。 文天祥在《正氣歌》里,將“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作為天地間正氣的表現之一。
這兩則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揚了一種誓死捍衛(wèi)史官直書實錄傳統(tǒng)的精神。齊太史的故事,見之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說的是,齊國的大臣崔抒弒其君齊莊公,齊太史乃秉筆直書:“崔抒弒其君。”
崔抒就殺了齊太史。“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zhí)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我們今天看這則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種熱血沸騰的感覺,為了維護記史的直書實錄傳統(tǒng),齊國的太史們一個接一個地視死如歸,這是用鮮血換得的史書上的真話,以及偉大的直書實錄的史學傳統(tǒng)! “董狐筆”的故事是說,晉靈公是個昏君,而晉國正卿(宰相)趙盾是個正直的大臣,經常諫勸晉靈公。晉靈公嫌趙盾礙手礙腳,派刺客去暗殺趙盾。
趙盾只得出走,不過在尚未逃出境外時,趙盾的族人趙穿便起兵殺了晉靈公。晉太史董狐便在史書上寫道:“趙盾弒其君”,并且“示之于朝”。
趙盾對董狐說:“我并未弒君。”董狐說:“你是正卿,逃亡沒有出境,國君被殺了,你回來后又并未法辦弒君的人,當然就等于是你弒君了。”
趙盾毫無辦法,只好嘆口氣,聽任董狐寫自己弒君了。后來孔子稱董狐為“良史”;同時,孔子也認為,趙盾不干涉史官秉筆直書的權力,也是“良大夫”。
這個故事記載于《左傳·宣公二年》。董狐不畏權勢、堅持直書實錄的史筆傳統(tǒng),自古以來,是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樣。
這種直書實錄的傳統(tǒng),不但保證了我國有著一以貫之的真實記載史事的大量歷史著作,而且,這類歷史著作對國君、大臣來說,多少總要使他們有所顧忌——擔心壞事被記載于史冊,從而遺臭于后世,從而也就產生了某種制約力量。 中國古代還有一個規(guī)定,皇帝是不能看史官所記的關于他自己的實錄的。
這也是為了保證史官能真正秉筆直書國君功過善惡的一個制度。《貞觀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記載,貞觀十三年(639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記起居注。
唐太宗問他起居注里記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記的內容。褚遂良回答說,現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這就是說,褚遂良堅持原則,不讓皇帝觀看史官所記的內容。 文天祥《正氣歌》中,他所列舉的“時窮節(jié)乃見,一一垂丹青”的幾個忠臣烈士,其中有“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顏常山舌”是指顏杲卿舌斷仍噴血罵賊的壯烈事跡,而“張睢陽齒”,則講得是唐將張巡固守睢陽,以身徇義的浩然正氣。
張巡,鄧州南陽人。史書稱其“博通群書,曉戰(zhàn)陣法。
氣志高邁,略細節(jié)不以庸俗合,時人叵知也。”開元末年,他考中進士,顯然是個文武雙全的材料。
先為清河縣令,政績斐然。任滿還長安,有人勸他巴結一下當朝顯貴楊國忠。
張巡嗤之以鼻:“此人掌權絕非國家福祥之兆,怎能去攀附他呢。”不久,又被調往真源當縣令,到任后就立即捕殺當地土豪華南金,威振方,人民敬戴。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起后叛亂,連連攻陷宋州、曹州等地,譙郡太守楊萬石降于賊軍,逼張巡為長史,派他西去迎接賊軍。張巡不受命,率屬吏哭于玄元皇帝廟,感召眾人,起兵抗擊叛軍,得眾千余人。
當時,雍丘(今河南杞縣)縣令令狐潮想率眾投降賊軍,下屬百余人不從,全被令狐潮綁在一堆準備殺掉。恰值叛軍薄城,令狐潮出去接應,被綁的義士們乘間解脫繩索,殺掉看守士卒,迎張巡等人入城。
張巡等人在城頭上殺掉反賊令狐潮的妻子兒女,率兵拒戰(zhàn)。 令狐潮憤怒至極,帶上萬賊兵猛攻雍丘,城內唐兵僅二、三千人。
面對驚恐之眾,張巡對諸將說:“令狐潮等人對城中軍情一清二楚,肯定有輕我之心。我們出其不意出擊,肯定會讓敵軍驚潰,乘勝追擊,定能大敗他們。”
張巡就派千余人守城上,自己為前驅,以余軍分成數隊突然沖出城,令狐潮的賊軍猝不及防,一時退卻。轉日。
叛軍又猛然攻城,張巡在城上搭建防護樓櫓,用柴火燒油燒掉敵軍攻具無數,令對方不能近城,并不時乘間攻出城外,殺敵甚眾。兩個多月內,大小數百戰(zhàn),唐軍甲不卸身,負傷戰(zhàn)斗,最后竟打得令狐潮四萬賊軍掉頭而逃。
唐軍乘勝追擊,差點生擒令狐潮。惱羞之下,令狐潮增兵又來,重新圍城。
令狐潮與張巡是老相識,在城下勸誘張巡:“朝廷現在兵不能出關,天下大勢已去,您以老弱殘兵守此危城,盡忠無主,不如投降下城與我共圖富貴。”張巡答言:“從古義來講,君主殺掉父親,為臣為子的不能報怨。
您以妻兒被殺怨恨朝廷,借賊之力想要報復,可以預見您最終一定為朝廷所戮,而且百世罵名難逃!您平生以忠義自詡,今日之事,忠義何在!”令狐潮羞愧而去。 由于當時各地交通隔絕,城中有六名將領暗中聯(lián)合,一起到張巡面前表示說已。
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世說新語·文學》:“鄭玄在馬融門下”劉孝標注引《鄭玄別傳》:“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
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馀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馀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馬融和他的學生鄭玄都是漢末大儒,但馬融氣量小。
鄭玄被袁紹征召時,馬融怕學生的成就超過自己,請殺手在半路殺鄭玄。送別鄭玄時,叫學生們每人敬酒三杯,想把鄭玄灌醉,方便刺客下手。
不料鄭玄酒量很大,從早到晚,一共喝了三百杯酒都沒醉。后謂痛飲為一飲三百杯。
《將進酒》屬漢樂府《鼓吹曲·鐃歌》舊題,內容多寫宴飲游樂。詩中表達了對懷才不遇的感嘆,又抱著樂觀、通達的情懷,也流露了人生幾何當及時行樂的消極情緒。
但全詩洋溢著豪情逸興,取得出色的藝術成就。 李白詠酒的詩篇極能表現他的個性,這類詩固然數長安放還以后所作思想內容更為深沉,藝術表現更為成熟。
《將進酒》即其代表作。 《將進酒》原是漢樂府短簫鐃歌的曲調,題目意繹即“勸酒歌”,故古詞有“將進酒,乘大白”云。
作者這首“填之以申己意”(蕭士赟《分類補注李太白詩》)的名篇,約作于天寶十一載(752),他當時與友人岑勛在嵩山另一好友元丹丘的潁陽山居為客,三人嘗登高飲宴(《酬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不以千里遙,命駕來相招。中逢元丹丘,登嶺宴碧霄。
對酒忽思我,長嘯臨清飆。”)。
人生快事莫若置酒會友,作者又正值“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蕭士赟)之際,于是滿腔不合時宜借酒興詩情,來了一次淋漓盡致的發(fā)抒。 詩篇發(fā)端就是兩組排比長句,如挾天風海雨向讀者迎面撲來。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潁陽去黃河不遠,登高縱目,故借以起興。黃河源遠流長,落差極大,如從天而降,一瀉千里,東走大海。
如此壯浪景象,定非肉眼可以窮極,作者是想落天外,“自道所得”,語帶夸張。上句寫大河之來,勢不可擋;下句寫大河之去,勢不可回。
一漲一消,形成舒卷往復的詠嘆味,是短促的單句(如“黃河落天走東海”)所沒有的。緊接著,“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fā),朝如青絲暮成雪”,恰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如果說前二句為空間范疇的夸張,這二句則是時間范疇的夸張。悲嘆人生短促,而不直言自傷老大,卻說“高堂明鏡悲白發(fā)”,一種搔首顧影、徒呼奈何的情態(tài)宛如畫出。
將人生由青春至衰老的全過程說成“朝”“暮”間事,把本來短暫的說得更短暫,與前兩句把本來壯浪的說得更壯浪,是“反向”的夸張。于是,開篇的這組排比長句既有比意——以河水一去不返喻人生易逝,又有反襯作用——以黃河的偉大永恒形出生命的渺小脆弱。
這個開端可謂悲感已極,卻不墮纖弱,可說是巨人式的感傷,具有驚心動魄的藝術力量,同時也是由長句排比開篇的氣勢感造成的。這種開篇的手法作者常用,他如“棄我去者,咋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宣城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沈德潛說:“此種格調,太白從心化出”,可見其頗具創(chuàng)造性。
此詩兩作“君不見”的呼告(一般樂府詩只于篇首或篇末偶一用之),又使詩句感情色彩大大增強。詩有所謂大開大闔者,此可謂大開。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悲感雖然不免,但悲觀卻非李白性分之所近。在他看來,只要“人生得意”便無所遺憾,當縱情歡樂。
五六兩句便是一個逆轉,由“悲”而翻作“歡”“樂”。從此直到“杯莫停”,詩情漸趨狂放。
“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梁園吟》),行樂不可無酒,這就入題。但句中未直寫杯中之物,而用“金樽”“對月”的形象語言出之,不特生動,更將飲酒詩意化了;未直寫應該痛飲狂歡,而以“莫使”“空”的雙重否定句式代替直陳,語氣更為強調。
“人生得意須盡歡”,這似乎是宣揚及時行樂的思想,然而只不過是現象而已。詩人“得意”過沒有?“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玉壺吟》)——似乎得意過;然而那不過是一場幻影,“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又似乎并沒有得意,有的是失望與憤慨。
但就此消沉么?否。詩人于是用樂觀好強的口吻肯定人生,肯定自我:“天生我材必有用”,這是一個令人擊節(jié)贊嘆的句子。
“有用”而“必”,一何自信!簡直象是人的價值宣言,而這個人——“我”——是須大寫的。于此,從貌似消極的現象中露出了深藏其內的一種懷才不遇而又渴望用世的積極的本質內容來。
正是“長風破浪會有時”,為什么不為這樣的未來痛飲高歌呢!破費又算得了什么——“千金散盡還復來!”這又是一個高度自信的驚人之句,能驅使金錢而不為金錢所使,真足令一切凡夫俗子們咋舌。詩如其人,想詩人“曩者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上安州裴長史書》),是何等豪舉。
故此句深蘊在骨子里的豪情,絕非裝腔作勢者可得其萬一。與此氣派相當,作者描繪了一場盛筵,那決不是“菜要一碟乎,兩碟乎?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而是整頭整頭地“烹羊宰牛”,不喝上“三百杯”決不甘休。
多痛快的筵宴,又是。
弱冠、而立、不惑、知天命、花甲、古稀、耄耋、期頤的典故介紹:1、弱冠 男子20歲稱弱冠。
這時行冠禮,即戴上表示已成人的帽子,以示成年,但體猶未壯,還比較年少,故稱“弱”。冠,帽子,指代成年。
后世泛指男子二十左右的年紀,不能用于女子。《說文》里:冠,弁冕之總名也。
謂之成人。在《禮記·曲禮上》記有:男子二十冠而字。
意思是,舉行冠禮,并賜以字。冠歲,意思就是男子二十歲了,說明他剛剛到了成人年齡,二十歲也稱“弱冠之年”。
出處《禮記·曲禮上》“(男子)二十曰弱冠”。2、而立 指年至三十,學有成就。
后來用“而立”指人30歲。因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論語·為政》),所以后代稱30歲為“而立之年”。
3、不惑 指40歲。也指遇事能明辨不疑。
(1)謂遇事能明辨不疑。《論語·子罕》:“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唐 韓愈 《伯夷頌》:“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 宋 曾鞏 《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志銘》:“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
(2)《論語·為政》:“四十而不惑。”后因以“不惑”為四十歲的代稱。
晉 陶潛 《飲酒》詩之十六:“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 唐 李復言 《續(xù)玄怪錄·木工蔡榮》:"自幼信神只,每食必分置於地,潛祝土地,自總角至於不惑,未嘗暫忘也。
" 清 方文 《初度》詩:"行年將不惑,學道尚無聞。"4、知天命 是古人的形容人到了五十的事情,大雅的敘述方法。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劉氏《正義》說:“知天命者,知己為天所命,非虛生也。
蓋夫子當衰周之時,賢圣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學之,知其有得,而自謙言無大過。
則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與己之不負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
命者,立之于己,而受之于天,圣人所不敢辭也。” 孔子學《易》,乃知天命。
吾人雖聞天命,未必能知,須先信賴圣言,以求知之。5、花甲 花甲之年:指60歲。
天干地支配合用來紀年,從甲起,六十年成一周,因此稱六十歲為花甲。花甲:我國古代用干支記時間。
所謂干支,是天干地支的簡稱。天干有十,地支十二,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按照順序搭配成六十個單位,通常就叫作“六十花甲子”,也稱“花甲”。
把這種記時間的詞語移用到記人的年齡上,就以“年屆花甲”或“花甲之年”來指人到60歲了。花甲:指六十歲,用干支紀年,錯綜搭配,六十年周而復始。
6、古稀 古代人活到70歲,也就很不容易了。杜甫有詩曰:“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后人就多依此詩,稱70歲為“古稀之年”。 古稀壽:指70歲壽辰。
源于杜甫“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詩句。 古稀之年、懸車之年、杖圍之年:均指70歲。
明 李贄 《觀音閣》詩之一:"如何古希人,不識三伏苦。" 清 平步青 《霞外攟屑·掌故·瑞文端公重瞳》:"公早貴,致位宰輔,壽臻古稀。
" 《當代》1981年第6期:"他后悔自己的魯莽行動,年屆七旬,古稀高齡了,干么還這么不知輕重。"7、耄耋[mào dié] 耄,《鹽鐵論·孝養(yǎng)》中寫道:“七十曰耄。”
《禮記·曲禮》說:“八十九十曰耋。” 耋,《爾雅·釋言》注:“八十為耋。”
把上面幾種說法合起來,我們可以看到,“耄耋”是指人的高壽,大約是“七老八十”了。耄耋:泛指晚年。
耄,八九十歲的年紀。耄,七八十歲的年紀。
耄耋指八九十歲。毛傳又云:“耋,老也,八十曰耋。”
后人因稱八九十歲的老人為“耄耋”。 耄耋之年:指八九十歲。
九十歲也可稱耄耋之年。 8、期頤 期,朱熹講是“周匝之義”,即轉過一圈了,“謂百年已周”。
頤,朱熹講是“謂當養(yǎng)而已”。即生活起居詩人養(yǎng)護。
期頤就是指百歲之人。期頤指一百歲。
“期頤”是人壽至“百歲”的特稱。《禮記·曲禮上》:“百年曰期頤。”
鄭玄注:“期,猶要也;頤,養(yǎng)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yǎng)道而已。”
意思是:人至百歲,飲食、居住、動物等各方面都需要孝子照養(yǎng),所以“百歲”稱作“期頤”。 期頤之年:指百歲。
劉琨(271年—318年6月22日),字越石,西晉末年、十六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音樂家、軍事家,中山魏昌(今河北無極縣)人。
生平 早年生涯 劉琨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之后。其祖父劉邁、父親劉蕃都曾出任高官。
年輕時和祖逖要好,相約要做出一番事業(yè),“聞雞起舞”一詞便出自他們二人的典故。但同時他也喜好奢靡虛浮的清談風流,是以大富豪石崇為首的“二十四友”的成員。
八王之亂 劉琨歷職太尉掾、著作郎、太學博士和尚書郎。永康元年(300年),趙王司馬倫執(zhí)政后,劉琨任記室督,又轉從事中郎。
劉琨的姐夫是司馬倫之子司馬荂,所以劉琨父子兄弟以趙王姻親并被委以重任,從而卷入了“八王之亂”的斗爭中。司馬倫篡位后,劉琨遷太子詹事。
永康二年(301年)三月,齊王司馬冏、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颙聚兵數十萬進攻洛陽。四月,司馬倫以劉琨為冠軍、假節(jié),與孫會率領三萬宿衛(wèi)兵迎戰(zhàn)司馬穎于溴水(原出河南濟源縣,經孟縣入黃河),因而麻痹輕敵,加之各部互不相從,不能統(tǒng)一指揮,司馬穎趁勢發(fā)動反攻,大敗而還,因焚燒了河橋,才得以自保。
隨著前線兵敗,司馬倫親信、左衛(wèi)將軍王輿與洛陽城內諸將起兵反司馬倫,率兵700余人由南掖門攻入皇宮,殺孫秀、孫會、士猗、許超等,囚司馬倫,旋即賜死,迎惠帝自金墉城還宮。隨后,司馬穎、司馬頤進占洛陽。
司馬穎又派軍南下陽翟,配合司馬冏擊降張泓等。六月,司馬同率軍數十萬入洛陽,詔為后司馬,執(zhí)掌朝權。
司馬冏因劉琨父兄名望很高,故未加罪,并且以其兄劉輿為中書郎,以劉琨為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 永寧二年(302年)驃騎將軍司馬乂與司馬颙等里應外合攻殺司馬冏,司馬乂掌握朝權。
范陽王司馬虓引劉琨為司馬。 永安元年(304年)初,司馬越發(fā)動兵變殺司馬乂,迎司馬穎進占洛陽,控制朝政。
是年七月,司馬越等挾惠帝進攻司馬穎,兵敗東逃。司馬颙乘機出兵攻占洛陽,迫惠帝與司馬穎遷都長安,獨專朝政。
永興二年(305年),司馬越再度起兵,西攻長安,司馬颙戰(zhàn)敗。次年六月,司馬越迎晉惠帝還洛陽,不久,司馬颙與司馬穎相繼被殺。
王司馬越執(zhí)政后,以司馬虓代劉喬為豫州刺史,劉喬舉兵抵抗,劉琨率領突騎5000救司馬虓,兵敗與司馬虓俱逃往河北,父母卻陷于劉喬。司馬虓領冀州,劉琨到幽州向王浚借突騎800,渡河擊敗劉喬,才救還父母。
接著,劉琨又與司馬虓連敗司馬穎部,以功封廣武侯,封邑2000戶。在“八王之亂”中,劉輿、劉琨兄弟陷得很深,充當了這些人的幫兇。
征戰(zhàn)并州 光熙元年九月,司馬越為了擴張勢力,派劉琨出任并州(今山西東部、河北西部)刺史、加振威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在此兩年前匈奴王劉淵趁八王之亂已在并州起兵建立“漢”政權,后改稱“趙”,史稱前趙。
劉琨帶領一千余人輾轉離開首都洛陽,于元嘉元年(307年)春天到達晉陽(今山西太原)。當時的晉陽經歷戰(zhàn)亂,已成一座空城。
劉琨在左右強敵環(huán)俟的環(huán)境下安撫流民,發(fā)展生產,加強防御。不到一年晉陽就恢復了生氣,成了東晉在匈奴敵后的少數幾個割據政權之一。
當時的晉陽南面是強大的匈奴前趙,北面是正在崛起試圖染指中原的拓跋鮮卑的代國,東面是和段部鮮卑結盟的幽州刺史王浚。劉琨和拓跋鮮卑首領拓跋猗盧結盟,和前趙石勒等大將的戰(zhàn)斗互有勝負。
一個叫徐潤的河南人因為懂得音律得到劉琨的重用,此人無能而飛揚跋扈。奮威將軍令狐盛進言要劉琨除去徐潤,反被徐潤誣殺,造成其子令狐泥等人的反叛。
劉琨吸引了許多志愿抗擊匈奴、羯人的志士,但他的政治軍事才能也使不少人離去。 建興元年(313年),晉愍帝繼位,封劉琨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
此時石勒在晉陽的東南襄國(今河北邢臺)擁兵割據,勢力日盛。他修書劉琨假意降晉,出兵消滅與劉琨有矛盾的王浚,而劉琨作壁上觀。
建興三年(315年)前趙劉曜擊敗劉琨,但因要攻打長安回兵。劉琨被晉愍帝封為司空、都督并冀幽諸軍事。
次年劉曜攻破長安,西晉滅亡。 建興四年(316年)石勒出兵進攻并州,劉琨不聽勸阻全軍盡出,中了埋伏大敗,丟了并州,只身投奔鮮卑首領段匹磾。
建武元年(317年),劉琨率段部鮮卑的軍隊討伐石勒,因段部鮮卑內部不和而流產。太興元年(318年),段部鮮卑內斗,劉琨被段匹磾懷疑投入大牢,并于次年6月22日縊殺。
文化造詣 音樂 劉琨精通音律,創(chuàng)作了《胡笳五弄》,在傳統(tǒng)的琴曲中加入北方游牧民族的音調,描寫北方歷經戰(zhàn)亂的景象,抒發(fā)了思鄉(xiāng)愛國之情。 曾經有一次前趙匈奴圍攻晉陽。
劉琨登城清嘯,半夜又奏胡笳(一說指揮一隊士兵奏胡笳),匈奴人聽到后思鄉(xiāng)流淚,無心再戰(zhàn),撤兵而去。 詩文 劉琨的詩文激昂悲壯,充滿對戰(zhàn)亂中的流民的同情和抵抗敵人的決心。
被囚后所作的《重贈盧諶詩》更是其代表作。此詩前半段引用了姜子牙、管仲、陳平、鄧禹等人的典故,表達對晉室的忠誠。
后半段描述了自己壯志未酬的心情:“何意百煉剛,化為繞指柔。” 后人紀念 后來有很多人創(chuàng)作了詩作,紀念劉琨在社稷將傾之際鍥而不舍的奮斗精神。
譬如李白“劉琨與祖逖,起舞雞鳴晨”,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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